来源：bob的网页地址 发布时间：2023-12-25 21:02:43
为培训和提升新加坡华文教师作为第二语文教师的专业，专门设立一个研究中心的意念，可说由来已久。
1968年，当东南亚教育部长会议(SEAMEO)在新加坡建立的区域英文研究中心，开始了第一届英语教学训练班，着手实验教导用什么方法来改善东南亚区域的英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时，已有专家杨觉勇教授向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提出新加坡应设立一个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研究中心，借以改善教学情况。他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华语研究中心不但有实用价值，也有着毋庸置疑的学术与国际价值。他的线年代，在我们大力整合双语教育比重的时期，华校从凋零到关闭，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华文源流教师失业，我们重新训练他们，协助他们掌握英文。
进入90年代，1992年《王鼎昌报告书》提出政府应通过提供在海内外受训的专业发展机会，设法提高华文教师的士气和专业水平。
1993年2月我们正真看到新加坡华文教师职工会的会讯，发表了《华文教师进修意见调查的最终结果》。他们收集了1861名华文教师的意见，其中401名有大学资格，1460名是非大学生，他们大多数表示愿意参加进修课程，他们对华文教学法、中华文学、中华文化、中华语言学及语文研究等项目表示有兴趣。
之后，我们大家常常派华文教师到海外进修并邀请海外华文专家到新加坡主持华文教学的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出任华文教材编写的海外顾问。我们还放宽在职非大学毕业华文教师进入大学深造的条件，让他们能够申请无薪假期或申请奖学金带薪在本地或到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攻读受承认的学位。
为了解决华文教师短缺并提高华文教学水平，我们从1999年起每年都到中国招聘华文教师，从起初的30名华文教师开始，我们以本地教师的月薪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华文教师加入我国的教师团队。2005年我们聘请70名华文教师的消息，吸引了超过1万名中国教师报名。就如1979年教育部从英国引进英国籍的英文教师，华文教师上我们向中国借力，也只是提升华文教师水平的策略之一。彻底的办法还是成立一所华文教学研究中心，为在职华文老师提供长期优质培训、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并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和实验。
这样，一所从1968年就开始期盼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于40年后落实，2009年2月正式营运。
我们设立教研中心的目的是致力培养华文教师成为华文教学变革的推进者，成为华文教学的知识中心，为创新教学理念提供实验平台。它短期的五年目标是每年培训在职华文教师1000人，五年培训全国5000名华文教师，全方面提升他们的教学素养、教学法和专业水平。
新加坡现有4750名华文教师，其中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者占83%。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中文教师能通过华文教研中心与新跃大学所创办的课程获取大学文凭。
新加坡有40年教导华文为第二语文的经验，每年有40万名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文，可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实验场”，我们因此要变成全球教导华文为第二语文的中心，不是华文第一语文中心。
世界华文第一语文中心的工作中国大陆地区会做，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竞争，中国台湾地区原本也在做，直到他们把闽南话引进学校就不行了。我们要把丰富和创新的教导学生的经验，制作成华文第二语文教学的品牌，走向区域，走向世界，要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教学华文为第二语文的世界中心，为讲英语国家华文第二语文老师提供优质培训服务，这是我们成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长期目标。
我经常为了华文教学的事和教育部进行冗长的讨论。我说，找一个能让孩子们毕业离开学校后还能学习华文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毕业后，可以靠着手上的电脑、拼音、翻译、软件，继续学习华文。为此，教研中心另一项任务是致力于利用高科技改善华文教学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今年（2011年）他们在第二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之教与学研讨会上，宣布利用电脑科技进行作文评改与学习系统的研究取得进展，让国际学者赞誉这是具有突破性的“前沿研究”，让人欣慰。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此能在高科技的辅助下，学华文“不流泪”，不像我学华文走的那条坎坷的道路。
小时候我的外婆送我去读一间像私塾的华校，那个老师很差，他什么都不解释，只要我背书，他的发音也很差，我受不了，最后放弃，要求母亲给我转校。现在我们老师有好的发音、好的解释，有好的课本，还有电脑，学起华文来，没有困难，现在的学生不应该放弃学华文，也不应该再有人感觉学习华文是一件苦差事，绝对没理由嘛。
我读《联合早报》，有时候在早报网上找不到所要的文章。不是网上文章，我就没有很好的方法下载它，没有很好的方法用数码字典来学习这篇文章，这让我很气馁。譬如我要读曾昭鹏（《联合早报》前驻北京特派员）的一篇文章，没放上网的话，里面的生字我必须以传统方式，画线，再问老师。这样很麻烦，浪费我们两人的时间。如果能在网上阅读，我可以用网上的字典，把光标放在我不熟悉的生字上，解释和读音都出来了，多方便！我把它记进生字本里，在车上有时间就复习背诵，这是我到今天，一个88岁的人还在学习的方法，如果我在16岁或6岁能用这样的解决方法学习华文，就方便很多。
新加坡学生升读大学、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华文母语成绩已经不计算在入学积分内，我们因此考虑到华文母语作为小六会考四个相等科目之一（英文、华文母语、数学、科学各占25%），所占比重明显较大。在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这个大原则下，小六会考计分比例合理性的问题引起我们深思。
教育部长黄永宏于2010年4月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提到教育部在探讨调整华文母语科在小六会考占分的比重，让夭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华文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不料，这项议题一经报道，竟然引起了轩然。新加坡人要求维护小六会考华文母语占分比重的激烈反应，相继通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表达出来。华文报和英文报接到许多读者的来函，大多反对调低小六会考母语占分的比重；网络上也出现了自发的署名请愿行动，希望维持母语的占分比重，有超过1000人响应；5月9日芳林公园举行了“母亲节挺母语”的签名行动，两小时内收到2518个签名。
一个在中国台湾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投书《联合早报》说：“我是新加坡双语政策培育出来的产物，我清楚知道，也实际地感受到掌握好双语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优势。在中国台湾求学的这段日子，每当遇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朋友，我能很自在地用英语和他们沟通；和中国台湾朋友在一起，我也能以流畅的华语和他们聊天。这种能力是许多中国台湾学生欠缺的，因为他们没一个学习双语的环境。可是新加坡虽具备一个得天独厚的双语环境，我们却不懂珍惜。看到身边的中国台湾同学积极地学英语，无非就为了要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无时无刻不在标榜着竞争力的新加坡，为何要削足适履，放弃这样一个强大的优势呢？”
一名自认不懂华文的英文媒体工作者也反对调整华文母语占分比重。她说：“我是香蕉人，不表示我希望我的孩子也和我一样。
在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马炎庆与五十多名各种族居民的交流会上，大多数居民以举手表示不赞成调低小六会考母语占分比重。
就在社会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李显龙总理和教育部长黄永宏在5月11日的联合记者会上重申母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一大基石，政府无意降低母语的社会地位，也无意削减母语在小六会考占分的比重。政府还要为母语教学投下更多资源，聘请更多华文母语教师。
这个维持的时间长达三星期的澎湃舆论和行动，范围之广反应之强烈令人惊讶，让人尤其感到意外的是无论华文报或英文报的读者来函，意见都是一面倒，大多数反对调低小六会考母语占分比重，情况打破了从前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对母语问题壁垒分明的角力态势，这次，他们有了共识。而且，呐喊声音最大的，是独立后成长、本身就受益于双语教育政策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双语带给自己的优势和好处。
这次母语课题牵动的群众能如此之广大，反应如此强烈，我们大家都认为正是长期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成功所致。如果双语教育政策没有成功培养出新一代精通双语的新加坡人，这次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
这些新加坡人，现在已经三四十岁，多已为人父母。他们了解当时自己辛苦学双语，后来却深受其益，对事业有很大帮助。这些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把华文母语学好，这是可喜的。
等总理给母语教育“派发定心丸”后，我在一个座谈会上回答有关这次母语问题的风波说，在新加坡目前的小学制度，双语的比重根本是不平等的，新加坡人应该面对和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的双语政策，从理论上双语看似平等，实际上英文和华文母语根本是不平等的。在小学，英语教学占七成，华语教学只占三成；中学英语教学占八成，华语教学只占两成；大学英语教学占百分之百。怎么平等呢？
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新加坡人英文必须掌握得好，不然很难过活。华文固然重要，可是它始终只是第二语文，新加坡人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2004年，《黄庆新报告书》提出了九项建议。主要的建议是中小学以差异教育学生的方式，采用核心单元、导入单元和深广单元教学，重视口语交流和阅读能力，并更多使用信息科技。
自2004年，新加坡家庭的语言环境持续有了更大改变。小一华族学生在家讲英语的比率，从2005年的50%增加至2010年的59%。华文教师的受教育背景也有了很大改变。70%本地华文教师的学生时代是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比2005年的56%又增加了很多。这个趋势还会持续，而且人数还会慢慢的多。
英语既然在未来10年将成为绝大多数（80%至85%）新加坡家庭主要或唯一的语言，华文对这些学生来说若不是外国语，绝对就是第二语言，而不是母语。加上英文作为电脑资讯的普遍用语，更减少了听说华语的机会。
2004年《黄庆新报告书》建议走的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对于应对华文学习的挑战，力度还嫌不够大。我对学习华文能力弱的学生，尤其对从前被我错估了学习能力，以为他们都能以同样程度掌握两种语言的学生，感到耿耿于怀。
2009年11月，我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持开幕，坦白说到政府早年双语政策的实施方式是对人类学习语言能力的误解，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我们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是不理性的，而且也因为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没用以英语教华文的灵活教育学生的方式，导致许多学生完全排斥华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说，我要趁有生之年把错误的华文教学政策纠正过来。我决意让讲英语的孩童对华文的学习产生好感，进而乐意去学习华文。
我们于是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华文教学检讨。教育部成立了由现任教育总司长何品领导的“母语教育检讨委员会”，研究在未来20年华文教学将面对的挑战和可能的反应，从而做出种种调整，以此来规划出一个按部就班的步骤，作为从今天过渡到未来的桥梁，好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华文。
新一轮教学法的调整，目的不是要降低华文水平，而是不要让学生害怕华文，疏离华文，能读到越高水平越好。我们还需要运用日新月异的科技，以最新的电脑输入法及语音识别系统来帮助学生学习华文。
中国的崛起，对新加坡人来说，华文已经逐渐重要，人人都想把华文学好，我们已有28%的O水准考生考高级华文了。新一轮的华文教改要让所有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学习能力。
我们要制定一套能满足多种学习要求的华文教学框架，以达到因材施教，各尽所能的效果。让学生觉得母语不只是一门考试科目，而且跟生活息息相关，能活学活用。
2011年1月，教育总司长何品公布《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或称《何品报告书》）详细内容。报告书指出，为鼓励学生活学活用华文母语，教育部在调整教育学生的方式之外，这次也重点改变考试方式，配合教学侧重测试学生的应用能力，实现“乐学善用”的愿景。
为了实现这个华文母语“活学活用”的教育方法的理念，何品领导的检讨委员会也建议，为确保教学和考试更紧密地接轨，教育部计划定制一套鉴定母语能力的指标“语言能力描述”(ProficiencyDescriptors)，以便更精准地反映单个学生所掌握的华文母语沟通和互动技巧。
《何品报告书》建议还包括：着重提升学生的母语沟通能力，以反映日常生活的材料来教学；让考试形式更贴近真实生活，扩大电子字典及资讯通信科技的使用，以录像进行口试，中学和高中华文B课程部分试卷允许用电脑文字输入，为修高级母语的学生提供更多资源和机会，五年拨款4500万元，举行母语双周，打造有利学习母语的环境；五年内增聘500名母语教师，提供母语教学奖学金等。
我在2004年11月国会辩论《黄庆新报告书》华文改革的时候说，如果能重回孩童时代，我要在小学学习华文为第一语文、英文为第二语文，以确保从小就掌握好华文。如果应付得来，我希望在中学也如此，直到O水准。这是因为身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环境中，我要掌握好英文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也要学习马来语以了解我的邻居在说什么。
我这段线世纪，生活在马来人的海洋中，又是中国崛起的年代，新加坡人必须掌握好英文，加强学习华文，也最好懂些马来语。
1959年新加坡自治，曾经有过全民学习马来文的行动，为进入马来西亚做准备。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后，我们华族子弟的语文教育就集中在英文和华文母语。1978年，教育部开办学习德文、日文和法文的“外国语文学习计划”，把这三种外语列为第三语文，让小六会考成绩最佳10%的优秀生学习。目的是为工商业和外交界提供一群会说第三语文的人员。
马来文是东南亚区域的重要语文，1984年，我们曾考虑以马来文为小六会考最佳10%学生的额外第二语文，让学生在华文或马来文两个第二语文中选择其一，来符合升读初级学院的要求。但是在1985年1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教育部长吴庆瑞指出这个做法“会降低对母语的重视”。教育部常任秘书吴金龙于是建议把马来文作为第三语文，这个建议被内阁接受。1986年，马来文以第三语文的方式与德文、日文、法文三种外文提供给中学优秀生修读。2001年，这项第三语文的马来文课程被重新命名为马来文（第三语文）特别课程，让非马来族学生修读。2004年起放宽让小六会考最佳30%的非马来族学生修读。
马来文是新加坡两个最靠近邻国的重要语文，学好马来文有助加深我们对邻国的了解。我要求教育部必须致力使10%至15%非马来族的新加坡学生能讲流利的马来语。尤其是2004年12月发生印度洋大海啸，新加坡人到印度尼西亚亚齐省赈灾，印尼军官用印尼语在班达亚齐和米拉务向新加坡拯救队汇报情况时，只有李显龙总理、国防部长张志贤和少数武装部队军官听得懂，这个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学校必须培养更多能讲马来语的学生。
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带来商机处处，新加坡的非华族同胞也发出了要求学习华文的声音。政府自80年代实行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规定，新加坡的非华族学生就很难选择华文为第二语文。马来同胞希望政府能灵活处理非华族学生学习华文的问题，让他们能自由选择华文为第二语文。他们都以为外国学生到新加坡学习，有选择学习华文的机会，反而是土生土长的非华族学生失去了选择华文的权利。
新加坡非华族学生能读华文的人数的确很少。从1999年至2003年的五年里，每年平均只有约1%的马来族学生和5%的印族学生修读华文第二语文。他们都因为是混血儿或曾经读过华文才获得教育部额外批准。
我们于是决定在2004年，推出华文（第三语文）特别课程，让小六会考最佳30%的非华族学生修读。
为了加快学生掌握异族同胞的语文，2006年我们取消了修读马来文（第三语文）特别课程和华文（第三语文）特别课程的所有限制，全国中一生只要有兴趣，都能选择非母语的马来文或华文为第三语文。
虽然掌握三种语文不是很多学生都有的本领，但我们大家都认为这该不妨碍让他们学习基本会话，方便促进种族了解和沟通。我们决定从2007年起至2012年，五年内要让全国所有小学、三分之二的中学，甚至大学、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都为学生提供学讲华语或马来语的课程，让学生从小就能接触异族同学的母语。
除了推动华语和马来语会线年起，把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列为第三语文。这样我们学生学习的第三语文就有七种：德文、法文、日文、马来文、华文、印尼文和阿拉伯文。同年，我们还在英华自主中学、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校和维多利亚中学设立“区域通识课程”，修读的学生都选修马来文（第三语文）特别课程，或印尼文，这是我们要培养能说流利马来语，熟悉东南亚区域文化和最新发展状况的精英的计划，我们每年为其中100名优秀生提供奖学金。
黄祖耀曾向我感叹，当他用华语同孙儿们说话时，他们都用英语回答。然而，他们的父亲，也就是黄祖耀的儿子，却是受华文教育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也理解他的感受。我的孙儿们上的华文幼稚园和小学——南洋幼稚园和南洋小学，也是他们的爸爸小时候上过的。但他们在家里，还有和同学及朋友间却是用英语交谈。当我要他们讲华语时，他们用华语给我简短的回答，随后又转回使用英语。除了其中一个，他们都进入高才班，但他们在学习华文时全都有困难。我的长孙女从南洋小学毕业后，进入莱佛士女中和华中初级学院，在O水准时报考高级华文。然而，她现在是比较喜欢讲英语。尽管华文教师尽心教导，其他五个孙儿们依旧是觉得华文很难学。
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双语政策在许多方面肯定让我们失去选票。一方面，一些家庭因为孩子不能应付华文的要求而移民；另一方面，华社里有不少人对华文水准不断降低感到不满。后者的人数远比前者多。
其实，我遗憾不能早点推行单元式的教导华文方案。我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对孩子学习语文的能力都不理解，直到90年代末才明白，现在更清楚了，可是太迟了。如果我早一点明白，新加坡不会有这么多孩子受苦，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受苦。我们现在以单元式教华文是正确的，这样做，可以在不影响学生其他科目表现的情况下，为语言学习能力不同和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定下适当的学习水平和教导方式。孩子可以按自己的进度来学习，他们不会厌恶华文，不会拒绝学习华文。一部分讲华语的人会坚持华人有能力也应该以传统的方式学习华文，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学习语文同个人的态度和身处的环境有关，同种族无关。
我认为我们大家可以培养一小部分，占人口约5%至10%的双语精英。另外，约50%可使用实用的双语，能听、说和读华文，同时能利用科技的辅助，掌握书写实用华文的能力。其余的人至少也具备程度较低的双语能力。许多人使用华语还是会比使用英语自在，因为华语是他们的家庭用语。
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教导日益普遍讲英语的新加坡人，让华文成为华族的第二语文。我认为最好的途径是让家长在家里用华语同孩子交谈，就算他们的词汇有限也不要紧。一旦孩子从小熟悉了华文的发音和句子结构，在学校学习华文就会容易得多。
总之，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按环境的转变作出调整，没什么政策是不能更改的。如果华文的经济价值提高了，家长和学生要更深入学习华文，我们就一定要满足他们。不过，选择在于家长和学生，不在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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